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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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語中国的俊彦，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岐，也是多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

　　《财经》：我觉得您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层次，是站到全体人类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许倬云：我们现在讲人权，人应该越来越好。但是讲人权不能侵犯自然资源，不能剥夺穷国的资源，不能剥夺了未来一代的资源，更不能剥夺了我们寄身所在的自然环境，否则人类就会变成地球的癌症。所以，我们讲人权，也应该包括对整个宇宙的责任。

　　雅斯贝尔斯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提出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第二阶段。人类文明的第一阶段是人发现自己，对自己的终极关怀提出解答，佛陀、孔子、耶稣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第二阶段是科技的历程，科技本身引发了新社会、新文明，在这个文明之下人类又丢掉了自己，科技作为人类找到的工具反过来又制约人类的思想，统治人类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寻找一些新的观念，让科技做我们的工具，回归人本身，让我们理解自己和宇宙，人还要回到人本身的尊严。

　　我认为，真正尊严的东西只有两个，一个是全体人类，一个是个别个人。只有这两条是真实不虚的，其余种种不同的组织方式都是暂时的。

　　《财经》：包括民族国家也是暂时的。

　　许倬云：对，所以最近20年来，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都说，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家族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夫妇组织的家庭也是若干组织形态之一个选项。任何的组织和集体都是其时空条件的选择，是可以改变的。真实不虚的就是作为宇宙间现实存在的全体人类，还有自主存在的个别个人。这些才是我们应当永远推前的。现代不应该是终点站。

　　《财经》：是否正是基于这些思想，您对民族主义抱着高度警惕的态度？尤其是这些年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确实在兴起。

　　许倬云：确实要警惕民族主义。中国没有在现代过程里边完全走西方的途径，五四运动等于是把启蒙搬过来，但是也没有在五四中贯彻。五四所留下的，一个是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是国族主义的信仰。后者走过了头，例如日本的例子，就是民族自大。这两点，有一定的意义，可是也会造成灾害。德国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是国族主义的灾害；科学主义的灾害，则是一切力量都放在应用上，不再反思精神和灵魂。

　　从根源上看，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自我自尊，自我约束，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个人主义不是独立的个人，是人和人相处的个人。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实际已经不存在了，怎样把它们从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出来，经过当代的诠释，和修改、一步步尝试、落实，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目前，台海两岸的经济发展，多有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也都呈现可虑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已经只剩下一些枝节和表面的形式。文化的价值系统，已经丧失殆尽。于是，大家都接下了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追逐近利，不知節制。两岸都有贫富悬殊的不公不义。两岸在迅速发展经济的过程，都在迅速的将土地转化为工厂和都市用地，都在消耗水资源，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不久之后，中国或将无可托身的土地，无可饮用之水；社会贫富分歧，有可能导致另一次大乱。

　　我已年迈，寄身海外。国家事，我已不宜多嘴。只是，佛经中，有一次森林起火，有一小鸟，忙着扑火。天神问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小鸟回话：只因曾寓此山，心有不忍，尽力为之，求其心安而已。

　　许倬云简介：

　　许倬云，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来源：《财经》记者 马国川

链接：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1-10-09/110887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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