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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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ei 发布于 2011-10-12 16:09:00

　　一九八九那一年，中央电视台以六集《河殤》震动了不少大陆青年。就连香港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受到感召，热热闹闹地谈了一阵子“黄土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分别。回想起来，那套纪录片的主题其实简单得很，无非就是指出中国人总是背对海洋，面向平原，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黄河这条“母亲河”，结果闭关自守，困处黄土之中，成了一个封闭保守的内陆文明。

　　只要转身一看，我们不难发现大海之外别有洞天，那便是开放大胆，冒险进取的欧罗巴“蓝色文明”了。我还记得其中一集谈到了深圳，称讚这个新生特区的实验精神，宣称邓小平的伟大眼界总算“终结了几千年来背向大海的歷史”。

　　说来奇怪，当时我们一群香港年轻人明明天天对著蔚蓝色的无敌海景，怎麼也会相信《河殤》的夸夸其谈，真以為自己是又封闭又保守的“黄土文明”的一分子呢？

　　这就和某些可能一辈子都没在黄河流域生活过，但又动不动就把可黄河掛在嘴上的香港人一样，觉得自己身上流的血全是黄河水，却，浑然忘记了自己身处南海之滨的现实。

　　二○○九年，香港导演陈德森推出了《十月围城》，这部电影被许多香港影评人推崇為辛亥革命的港式解读，因為片子里牺牲掉的许多英雄都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抽象理念而捐躯，却是捨命於主僕之情、朋友之义等江湖味十足的庶民伦理。换句话说，它的“港味”就在於它印证了那种似乎十分悠久甚且十分真实的香港传说：香港人不懂也不在乎民主共和等“假大空”的政治目标，只知道做人要讲义气重感情，而且為了义气感情可以放弃平日脚踏实地的经营生活，做出惊人的非常之举。

　　再一次地，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歷史。那种“港味”的自我理解，就像这部电影在每一个人倒下时都以文字打出死者籍贯，强调他们来自全国各省，好营造出八方豪杰会香江之气势的做法一样不真实（事实上，当时在港参与革命活动的几乎全是广东人）。回顾当年，如果说连香港人都不懂得什麼叫“革命”什麼叫“民主”，恐怕全中国也就没有第二个地方的人会晓得这些名词的意思了。

　　“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的政府，它与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据说，从最高层到最基层，只有极少人在履行官职时诚实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并公正地对待百姓……公认的意见是﹕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员，全都是敲诈者。勒索他们能抓到的每一个人。如不给他们行贿，几乎无一人能挣脱他的手指头而滑走”。

　　上述这段话出自一个十几岁少年的作文，他是1840年代位於港岛摩利臣山的“马礼逊学堂”的学生（“摩利臣”就是著名传教士“马礼逊”的港版翻译）。举目中国，除了香港和澳门，当时不太可能还有他处少年能具如此见识胆气。

　　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

　　孙中山、杨衢云等革命家的故事已经不用赘言追溯，这批革命家和香港的关系也早有太多人说过。我不是歷史学家，只能在这极有限的篇幅里面大胆地简化歷史，提出一种角度甚或偏见去激活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讨论。那个偏见便是﹕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

　　我所谓的“南方海洋中国”（或者“大南洋”）是一个和《河殤》里的“黄土文明”截然不同的歷史世界；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厦门、泉彰、台北、台南、潮汕、梅县、珠三角、港澳、海南、马尼拉、河内、芽庄、会安、檳城、吉隆坡、新加坡、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泗水、万隆，然后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区和港埠。这片区域里的华人不止亲近海洋，而且习惯异族。他们在出海即被视作“坚民”的年代里就视王法於无物，冒险泛舟。他们周旋於日本、占婆、暹罗，以至於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法国等西方各殖民帝国之间，灵活机变。而且这些码头彼此往来密切，形成了一大串从中土至海外的流动网络。今天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其创办人皆為缅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陆佑堂”纪念的是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厦门大学则是新加坡的陈嘉庚。在东南亚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以前，这些人来去穿梭，轻鬆得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梁朝伟，说去新加坡便去新加坡，今天买票明天上船，彷彿它没比大屿山远多少似的。

　　华侨“爱国”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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