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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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贫富悬殊在蒋经国时代不是很严重，今天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但是台湾一般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是不错。而大陆上贫富悬殊现象，却极度严重，尤其是沿海贫富差距极为严重。大陆要借鉴台湾经验，把穷人的生活拉上去。小集体还可以保留，各种单位集体对于单位成员生活上的照顾，实际上是另一种社会福利，这条途径可以继续摸索，做得更好，可以开辟一条福利国家的途径。大陆可以走小型集体的社会主义，不必走大型集体的社会主义，因为大型集体的社会主义分配资源不容意，小型集体容易做。

　　《财经》：所谓小集体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许倬云：当然，任何集体也有其缺点，集体会压抑个人。至于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和中国大陆的十几亿人口对比，本身就是一个小集体，台湾内部还有两个集体的冲突，即外省与本省的族群冲突，这个使得小集体不但不能集中凝聚力量，反而变成抵消力量了。

　　一百年来中国艰辛备尝，才有今天的成果。大陆正在崛起，台湾还正在发展。台湾的民主成就老百姓确实受到益处，但也有滥用民主的地方。大陆不能完全抹煞个人，只讲大集体；台湾不能走个人路线，不去管社会公益、社会正义。两岸互相借鉴，互相帮助，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前途。

中国模式可取否？

　　《财经》：现在大陆贫富悬殊现象很严重，尤其是沿海贫富差距极为严重，应该如何借鉴台湾经验？

　　许倬云：台湾当年的土地改革，不是简单地平分土地，还包括帮助农民取得现代农耕技术，帮助农民取得政府做后盾的融资。所以，台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后，五年之内农村的购买力就上升了，农村的知识水平也提高了。农村的消费力和知识层次提高以后，农村的建设也上来了。这就造成了第一拨的内销市场，内销市场促进了内部交通，也促进了内部企业的成长，当企业成长以后，内销转外销，赚得外汇，城市农村一起获利。慢慢地，台湾就没有农村了。

　　《财经》：对于大陆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非常富有借鉴意义。因为在1980年代大陆农民是比较受益的，但是从1990年代直到今天，农民还是利益经常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

　　许倬云：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外销养内销”，这需要一个条件，即把劳力压得非常低廉，土地无偿送给企业，环境资源也遭到不可逆转的损失。如果外销支持内部农村继续发展，最后终于会有一天全国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劳力工资也会相对提高，好处是利益均沾，坏处是外销的优势就丧失了。所以，这是两难之举，怎么调整需要智慧。我认为，对富裕阶层要课以重税，提高基本工资，大企业向内部发展，等到最后全体国民都有比较高的购买力的时候，又可以回到依靠内销的发展模式上来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口最多的农民，被撩在一边。三农问题，至今未得完善的解决的方法 。

　　《财经》：其实刚才您讲到的，也是近两年大陆和海外一些人士正在热议的话题“中国模式”。您所说是经济层面上的“中国模式”，有些人把更广义上的“中国模式”总结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政治的集权”。您怎么看待广义的“中国模式”？

　　许倬云：集权有两个方面，短期来讲。集权的效果好，一个命令下来，不用磋商，效率很高。短期，小规模，不容易出弊病；但是长期、大规模的计划，就会有问题。长期而论，“夜行多露”，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对，在一个小错误之下，全国的灾害是惊人的。“大跃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集权体制下反省的力量是不够的。

　　像李光耀，在新加坡可以作出成绩，可是最近新加坡政治也发生了变动；他儿子要变成蒋经国、邓小平。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一百年或五十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财经》：对大陆来说，“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的危险确实存在。因为近年来大陆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群体性事件不断。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不能积极推进社会转型，有可能爆发暴力冲突。

　　许倬云：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财经》：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一百年间有近一半时间处于内战状态，因此一些人士对辛亥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如果当初不这样做，而是按着清末新政去做，也可能早就实行宪政了。据此，他们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对当今大陆有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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