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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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的理论越来越符合中国实际？

　　许倬云：应当比较接近一点，同时中国也在改变，几千年的传统逐渐稀释了，传统结构里的许多部分已经是空白了。比如传统中国是存在小集体的，乡里宗族就是互助的小集体，族里的人们互相帮助，一村子里没有真正的穷而无告的人，乡里总会有救济，给他们饭吃。革命以后，这些小集体就逐渐解体了。

孙中山思想的两派继承者

　　《财经》：诚如先生所说，孙中山的革命动员很辛苦，也一直效果不大，为什么后来革命力量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呢？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财经》：文武两拨力量终于使得广东这个革命基地成为气侯。

　　许倬云：对，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1914年欧战开始，在华的欧美实业，包括商业工厂都纷纷撤资回国，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四个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在夹缝里发展起来。再有，在这个时候大批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许多欧美人士在中国设立的学堂，将其转化为中国的教育机构。沿海城市出现不少报纸杂志。中国都市里发展的中层阶级、民间资金和知识分子、知识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地区，民智渐开，中国得以逐渐走向现代化。

　　孙中山去世以后，来自欧美和苏俄的力量还一直在发展，到了北伐的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处。北伐时，城市企业界和知识分子支持了蒋介石，而俄国力量、左派党员支持了武汉的汪精卫。武汉的财力有所不足，人才也不够，于是蒋介石就统一了相当部分的中国。

　　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做了彻底的整理，他不再是完全向民有、民治、民享这方面走了，而是相当成分地吸收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和以国族尊严、国族自主为先决条件的国族主义。这两种思想就由孙中山先生的两派继承者分别继承。蒋介石继承了国族理想和国族自主的国族主义，加上一部分列宁党的组织形态和城市里面的力量。共产党接受了以国族为号召，以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念，左派想动员城市工人，但是成效不大，因为城市工人数量很少，于是转向农村。

　　《财经》：当年一起北伐的革命同路人一分为二。

　　许倬云：共产党在城市无法存活，就转到了农村去。于是，就变成了农村跟城市之间的对抗了。国共内战从1927年开始一直打到了1950年，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完全弥合矛盾。

　　《财经》：在您看来，国共之战实际上是城市与农村的对抗？

　　许倬云：对。在近代，城市确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发展，越走越快，也就疏离农村越远，农村和城市就成了对立面。农村广大，城市集中。前者人多，后者资源厚

　　等到日本侵犯进来，国共两党在国族自主和全国老百姓国族主义的要求之下联合起来，于是有了八年抗战。抗战期间，共产党更深入地在农村发展，国民党在城市的基地丧失殆尽，转入内地。一消一涨，就决定了1945年以后的局面。

　　《财经》：抗战结束之时，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国也跻身战胜国之一，可是不数年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历史结局。

　　许倬云：国民党八年抗战精疲力尽，城市基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项决策中十有九错。例如，全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建国，能够实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然而蒋介石以“反共”为号召更加强了集权统治，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遭到迫害，学生运动更遭武力压制，因此人心丧失。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前线作战部队士气不振。于是，国民党败下阵来，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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