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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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倬云：对“告别革命”，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的岁数大，看见过内战的惨烈局面，“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也听过十年动乱里，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人性怎么被扭曲。中国经不起再来一次。

　　我们回头看，法国大革命惨不忍睹，雅各宾就是大陆十年动乱的微型啊。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砍了英国人的头，克伦威尔曾经以护国主的身份专制独裁，他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得了一次经验就够了，不敢再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华盛顿飘然下野。后来又有一次南北战争，此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

　　中国已经经过了比人家更痛苦的多少次。老实讲，辛亥革命损失不大，军阀混战损失就大了。尤其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损失极大，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损失也极大。以暴易暴，用一个暴力换来另外一个暴力，没止没休的，所以我对“不断革命论”是极反感的。有一次辛亥革命就够了，不要再做了。

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财经》：您一再讲“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它的内涵是什么？

　　许倬云：从五四到现在，不管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现代化都是以英美式的社会、经济、教育、科技作为模式的，以为这就是人类未来的终极目标。前些年美国学者福山也说“历史的终结”，但现在才知道，历史没有终结。

　　从启蒙时代勾勒出来的“现代化”画图，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科学、市场、法治等等，最后落实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边，落实在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國族意识之内。一些人认为，这个过程英国和美国已经走完了这个历程，像德国、日本就走错了，然后回头。实际是不是这样呢？并不是。西方从启蒙时代规划的“现代”一路走来，走疲倦了，也在发生改变。譬如，欧洲国家从自由个人主义逐渐转向“社会福利国家加民主制度”，不再是当年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欧盟的出现，也正在让过去坚持国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终极共同体的理想，转变成各国彼此合作互助的区域组织。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后，美国修正了自己的制度。美国的民主也在庸俗化，美国的疲倦性比别处更大。导致疲倦性的一个大因素，就是科学主义的独断以及一神信仰的基督教排斥其他文化系统，呈现独断和自以为是的心态 。再加上永远追寻、永远进取的“浮士德精神”：国家要不断壮大，一切事物要不断改进，变得更快更大更好；大企业继续掠夺资源，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也造成了各国之间的冲突。这些也造成今天出现了许多“后现代”的反思。

　　《财经》：大概从第一次欧战开始，就不断有人做反省工作。

　　许倬云：是的，1918年斯宾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就是做反省工作，他的讨论，开宗明义，就是指出不断追寻、不断扩张的“浮士德精神”的特性。再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得出世界上有21种文明，彼此冲击，彼此影响。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后现代”思潮，就是思考“现代”以后世界是什么样。

　　我有一群朋友，包括艾森斯塔，提出“多现代性”，现代性不能只有一种，不是只有一辆列车开往一个终点站。这都是在反省。

　　《财经》：如果把现代化道路高度化约的话，现代化道路就是走向自由、人权、法治、民主，您是不是认同只有这一条道路？

　　许倬云：不能这么简化，因为自由里边有责任，大多数只看到权力，没有看到责任；人权本身也有责任，每个人都不能侵犯别人人权；法治不是法条，法治后面是人的价值，必须有所肯定；民主也有限制，像台湾庸俗化的民主、缺少纪律的自由民主，选票会被人家利用、购买或者篡夺。

　　《财经》：对大陆来说，实现民主是非常急迫的，但是在您看来，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也要警惕民主的庸俗化？

　　许倬云：对，所以推进民主、自由、法治，这三个东西都要套在一个事情上，就是我们寻找的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这些听上去似乎玄之又玄，实际是人类在走向无尽无休的现代的过程中必须一直思考、反省的。未来几十年，中国要背负巨大的任务，既为自己找出路，走向更好的境界，也为世界找方向，将今天已经衰疲的主流文明，注入新成分，开拓第二春。为了这些任务，中国人应有宽阔的心胸，自由讨论和尝试的环境，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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