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善款募集公信力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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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善款募集公信力状况调查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社会公益研究中心
20xx年8月

　　前言

　　5·12汶川地震敲开了中国人善良的心扉，社会捐赠以百亿元为单位进入到大大小小的募捐组织的账户中，于是引出了社会公众对于另一个问题的关心：募捐组织是可信的吗？

　　基于这样的社会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的师生以及长期的志愿者，于5月18日开始确定下了自己的行动目标——即追溯救灾善款的流向，这一目标最终被定名为“善款捐赠的公信力调查”。

　　调查的目的是要看人们善良的捐赠钱物，是否会在可靠、可信的组织中运行。我们至今的动机与最初的出发点仍是十分一致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行动，让老百姓有一个更放心的捐赠环境，让那些良性运作的组织为社会所认识。了解社会慈善捐赠环境的人们大抵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

　　我们沿循专业性的做法，不是去揭示哪家组织的善款出了问题，而是揭示哪家组织其善款的募集与使用中存在着漏洞。我们判别是否存在漏洞的依据采用评价公益组织最为基本的标准：是否公开透明，是否具有接受社会监督的渠道；然后是在公开透明的运作中，是否存在着善款流失的漏洞。对于那些向社会公开透明度不够的组织，我们则采取寻求对方合作而登门求教的方式来加以澄清。

　　自5月18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30日，我们一共联系了90家基金会，其中未做抗震救灾事情的组织38家，其中除了1家之外，我们不再进行下一步联系。因此而剩下63家组织（含1家未做抗震救灾事情的组织）。这63家组织中，全部至少有其访谈、访谈拒绝或网站信息，其中28家有全部信息。具体情形为：

　　●直接拒绝我们访谈的组织有11家，委婉拒绝的组织有19家。但我们记载了他们的一个拒绝的过程，并且收集了其网站信息。

　　●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其联系方式的有2家，但有1家我们也整理了其网站。

　　●正在联系而截止到现在还未成功访谈的有3家（现在也放弃访谈），但我们也收集了其网站信息。

　　●最终完成全部访谈的组织28家。

　　其中公募基金会50家，非公募的13家；在民政部组织的基金会评估中，21家未参评，4家为挂靠在其它基金会下面的基金项目，其他39家中，0a—4家；1a—3家；2a—8家；3a—7家；4a—10家；5a—6家。有2家来自于港台，其他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些性质不同、级别不同的组织，就为我们后面的对比提供了基础，我们将看一下他们的差别如何。

　　由于参与抗震救灾募捐与做事情的基金会并不多，并且由于一些基金会经常会拖上数周的时间不给你明确的答复，所以，最终调查到的组织数量并不是十分的众多。但即使如此也能够来看出其中的规律性结论。整个调查都是在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生与本科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进行的，他们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的学生或志愿者，固定人员10人。公益研究中心的老师是他们行动的指导老师。

　　我们首先发现的是，绝大多数组织还没有一个基于自己的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与社会选择机制的概念。募捐组织不是基于将自己的财务与运作等状况向社会公开而由此承受监督的压力、追求自身的努力，而代之的是另外两种方式：第一，接受政府的监督，也就是传统方式的监督；第二，组织内部的自以为以自觉自愿为基础的自我约束。

　　但组织之间差异巨大，少数组织的优异运作使得我们看到了乐观的前景。我们正是可以由此为基础而建构起社会监督与社会选择的基础的，从而不再过于依赖政府监督。

　　在报告中我们会逐渐会看出，社会监督与选择机制与政府机制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方式。在政府的监督模式下，只要社会中的募捐组织中存在着一批“浑水摸鱼”者，政府就不能在对社会放心，他们不得不接手社会、强力监管；相反，在社会自我监督的模式下，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一批优良运作的组织，那么不管是否存在着问题组织，都可以认为社会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机制而实的优良组织得以选择、成活下来、走向成功，那些缺乏公信力的组织将被淘汰。因而，不需要政府加以全面接手。

　　这里的值得强调之处在于，运作良好的组织与运作不好的组织与民政部门组织进行的基金会级别评定并不完全吻合；实际上，a级评定的标准本来也不在于这里。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社会监督机制，那些运作良好的组织与那些运作不规范的组织，就缺少了一套新的标准加以识别。而民政部门目前所展现的评级差异，与运作公信力的差异，之间还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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