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老百姓成了经济增长的受害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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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某繁忙商业街上正在打盹的店主。虽然西方公司看好中国作为一个巨大消费市场的潜力，但在吉林和其他内陆城市，消费者的选择依然主要局限于昏暗的国有商店和夫妻店所提供的有限商品。

中国吉林市——王建平和他的太太王淑娥是一对相对富裕的中国夫妇。他们家的年均收入愈10万元，是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他们在这座位于中国东北的工业城市中拥有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宅。他们的儿子就读于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专业。即便按照节俭的亚洲标准来衡量，这对夫妇的储蓄也高得惊人——他们把约合5万美元的现金存在一家国有银行。但跟许多中国家庭一样，王建平夫妇感到手头很紧。他们没有买车，很少外出购物，下馆子。这是因为他们存款的价值不断萎缩，这并非他们自身的错。

相比于工薪一族，中国的经济体制更偏袒国有银行和公司。政府人为压低储蓄账户利率，以至于其根本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疾驰的脚步。与此同时，政府扮演角色的其他因素（比如，虚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压制的工资水平和飙涨的房价）创造出一种囤积冲动，迫使许多人不停地存钱，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实际上，经济学家表示，中国这10年来迅猛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政府对高铁网络这类庞大工程的投资带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3亿中国人的家庭储蓄（而不是消费）支撑起来的。

这种被一些专家冠以“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依赖于财富的转移——从中国家庭转向国有银行、受政府支持的公司，以及少数关系过硬，受惠于这种安排的富人。

与此同时，像王建平夫妇这种努力打拼的中产阶级家庭却无力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奇迹带来的果实。

“这是整个体制的基础，”卡尔·E·沃尔特（Carl E. Walter）说。沃尔特先生曾在JP摩根担任高管，与他人合著《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脆弱的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书。

“在向谁放贷这个问题上，银行很听党的话，”沃尔特说。“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牺牲家庭储户的利益，为国有公司服务。”

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表示，如果中国要继续充当全球经济硕果仅存的增长引擎之一，它就必须培育出一个可以从世界上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更充分地分享国家财富的消费阶层。

但过去10年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并没有增长，而是显著下降了——从约占GDP的45%猛跌至35%。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大经济体所出现的最低数值。甚至在如同梦游的美国经济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维系在70%左右。

一些专家警告称，如果中国不着手提高本国人民的消费能力，这个国家很可能会逐渐坠入如今困扰欧美和日本的低增长泥沼之中。事实上，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出现降温迹象。

“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过期了。”北京大学金融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这种体制必须做出改变，否则中国的经济将难以为继，损害家庭利益的做法必须停止。”

在其最新的5年规划中，中国执政党许诺要推动个人消费。但这样做会破坏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一大支柱：支撑起国有银行的家庭储蓄。

在吉林这座以化工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中。来自储蓄账户的资金让这里的国有银行财力充沛。这些银行用这笔钱向公司发放低息贷款（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开放商），助推起一股房地产投机泡沫，进而导致房价冲向许多消费者难以企及的高位。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这一幕。

同时，中国央行也依靠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储蓄帮助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手笔投资，以维系人民币的低汇率。人民币疲软降低了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支撑起中国庞大的出口经济。但这也让许多中国人买不起进口货。

北京和上海的新贵们抢购iPhone、Gucci包和劳力士手表的新闻报道，或许会让西方企业做起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美梦。但在吉林和许多内陆城市，消费者却只得“满足于”在国营百货商店及街坊小店里购买商品。那些经常在户外市场销售的所谓“世界名牌”基本上都是山寨货。

前段时间一个工作日，在河南街旧货市场上，人们从一堆堆衣服中挑选带有米老鼠形象的T恤（标价3美元）和仿冒耐克的运动装（5美元）。而一家仅在几码之外的正宗耐克专卖店（35美元）却空无一人。由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此之低，许多国际品牌甚至懒得在吉林这样的地方开设店铺。

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持续低迷的经济限制住了中国持续依靠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中国政府明白增加本国消费者购买力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提高农民收入，甚至为购买轿车和家电提供补助。

问题在于，政府能付将其根深蒂固的经济体制改变到足以产生真正效果的程度。“中央政府致力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长期担任政府顾问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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