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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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说起这片区域的名人，很多人都仍然习惯地加上“爱国华侨”这四个字。具体谈到辛亥革命，在分析“华侨”何以為“革命之母”，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又何以有八成来自海外华人的时候，大家也还是不经思考地就说那是“因為他们爱国”。问题是為什麼他们爱国会爱到要不就君主立宪，要不就乾脆革命的地步呢？当时的北京人或者山西人会用这种方式来“爱国”吗？為什麼革命的财源几乎尽出南洋？像陈少白、胡汉民、汪精卫这些最早发动革命的领袖，為什麼全是广东人？就连温和一点搞改革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还是我们广东老乡。

　　至於说这一大片地带的人有“向来爱国的传统”，那就更是笑话了。首先，宋元之后，福建广东两省出海讨生活的百姓从来就被中央王朝敌视，郑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件小差事就是顺手抓捕这些人回去治罪。西方帝国支持自己的商人海外拓殖，明朝官员却教佔据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放心，当地经商的华人死活不关北京的事，你们爱怎麼对待便怎麼对待。其次，歷史上这些人也一直没有太重的国家观念，唯一重视的只是原乡宗族之情。他们在海外以语群和地方為基础的会党械斗，其惨烈尤胜於与异族相争。直到近世民族主义兴起，他们才一一爱上远在北方的中国（妙的是，他们也很可能比北方华人更早形成民族国家的观念与认同）。

　　“私通外国”有一手

　　最后，这些人“私通外国”的歷史特别。唐朝如此开放，皇帝还要下令番禺（即今之广州）刺史得看好野性难驯的广府人，别让他们老是和住在当地的十二万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通婚生杂种。更精彩的是明代的倭寇，表面上是所谓的东瀛浪人，主事者却多半来自闽南，所以深入内地破城劫掠的时候特别熟路。倭寇以后，海盗继续干着这种勾结外人的事业。例如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手下舰艇三千餘艘，是控制整片华东及南洋水域的海盗霸主。他的舰队里就有日本人、朝鲜人、新畿内亚人，甚至非洲人。在澳门上学，受过天主教洗礼但又崇拜妈祖的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文、荷兰文、西班牙文与葡萄牙文。此外，他也是日本剑道的高手，兴致一到还能在海上来手西班牙结他，与眾同乐。郑芝龙的夫人（即郑成功生母）是日本人，但他也曾和另一位大海盗李旦（洋名Andrea Dittis，又号Captain China）有过同性伴侣的关系。郑芝龙一会儿归顺明朝一会儿归顺清朝，当然说不上爱国；可他又打劫荷属东印度公司，逼得后者退避三舍，回头则救济福建百姓，号称中国东南的“海上长城”。你说这是一个“黄土文明”的產物吗？这种角色，北方人大概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

　　到了清朝，与南洋声气相通，而民间自主之风甚盛的东南地区更是中国的^造**大本营，先有组织扩及整个东南亚的天地会，再有孙中山的偶像洪秀全（閒话一句，影响洪秀全思想极深的梁发，也是马礼逊的广东弟子）。同时这一带又是引进西学的思想震央，出过福州严复和珠海容閎等力图革新以挽大清国运的文士。请问，革命如果不从这一角发起，又岂有他处？特别是海外华人，其中固然不乏保守的传统士绅，但比起中原北方以為^造**就是换人当皇帝的老实百姓，无论是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你和这些南洋客一说，他们马上就明白，理解毫无困难。毕竟他们真的活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见过其他的制度选择；甚至在婆罗州上自己建立过一个比美国还要早的“兰芳共和国”，自治共和。

　　於是，正当北方义和团还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从南洋传到广东福建的观念新潮已经一浪叠一浪地往上衝了。再加上后来江浙湖南等地的留日青年生力军，南方革命之势遂成，不可退却。清帝退位前夕，袁世凯在发给张謇的一封电报上说﹕“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的《民国日报》在回顾武昌起义时也提到﹕“倡义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直到国民党北伐，这种“南新北旧”的印象仍是时人共识，所以才会有许多满腔热血满脑理想的北方青年成天到晚喊着“去南方”。

　　“去南方”！今天我们活在香港，南方之南，每天却见群丑一时“劝退”，一时又要“等北京祝福”。念及前贤往事，怎不叫人惆悵？又怎能不思作為？

来源：财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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