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生存调查：旧皮鞋变成假牛奶原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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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人为何做软件合算，有很多人讲是他们说英语，降低了他们和发达国家做软件的学习成本和交易费用。我觉得是道理，但这个约束条件似乎并不是决定性的，刻画经济环境并不一定准确。我以为他们这个选择跟印度政府有关。印度政府很长时间以贪污闻名于世，“印度之路”这个词汇就是经济学界为概括印度政府的贪污而发明出来的。

　　软件和软件外包的交易大都通过网络进行，物流不像一般商品那样需要在传统的物理空间里展开，是隐形的，这就避开了官员的贪污，或者说增加了官员贪污的成本——挣这种钱需要新的知识才行。这样一来，印度软件业比其他行业的成本相对就降低许多，因为在技术上避免了许多政府贪污的成本，于是印度软件业就脱颖而出。

　　中国不少人制假造假，需要全社会的道德伦理批评和法律惩治。然而，如果从选择行为看，从条件看，我们或许就不会仅仅是年复一年地重复低水平的谴责和愤怒，还会有相关知识的长进，还可能找到消除社会不满意行为的更经济的办法。

　　经济学对许多社会现象都从人的选择角度看，分析什么条件让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或推论人将做怎样的选择。如果大家不满意这些选择行为，就去改变产生这类选择的条件。经济学是拙于道德批评和好坏褒贬的，这就是大哲学家罗素讲的科学的不圆满。

　　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

　　几年前，国内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对我说，他要从美国引进一种什么东西，大致是“企业家超市”。他跟我商量，要在北京和上海找一家大房地产商出房子入股，引进美国许多创业计划，把这些计划像商品一样在超市里陈列，让人选择。

　　我记得，他列举的都是如何创办小企业的知识和计划，比如侦探社如何办、拳击训练班怎么搞，美容理发店怎么做等等。听他讲，他还拉了现任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入伙，希望亚行帮助支持。

　　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一往情深的。听他讲，这么干，就是要培养许许多多小企业家，解决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稀缺的问题，而有了更多的人创业创新，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就业。很遗憾，由于许多约束条件，事情竟然就无疾而终了。

　　我说这件事是想说明，对制假造假而言，政府还应该做许多工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同时政府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报载，东北某地一企业家原来的生意不景气，又发现新的需求，即在饭店喝醉的人需要把人和车送回家的服务。但是，由于把陌生人和他的财产送回家这种生意需要极高的信息费用，得让这类消费者放心交易才能兴旺起来。

　　那个老板找到工商局和公安局，要求在他原来的营业执照上增加这项服务，结果被两家部门拒绝。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减少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的费用，为节约市场本身节约不下来的费用而存在的，如果这种事都不做，增加了真的生产和服务的成本，那么我们又如何指望假的生产减少呢？

　　中国从计划经济脱身而来，这种体制本身是窒息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什么人呢？是能从生活中发现社会潜在需求和供给的人。这种人与市场是互为因果的。市场发育慢意味着企业家少，因为企业家知识是天天在市场中习得的，而不是在围墙里的大学所能学到的，后者的信息和知识只是前者并不准确的模拟。比尔·盖茨大学也没毕业就下海了。

　　另外有调查也表明，温州的企业家文化程度都不高。官员和文人因此有了企业家要提高素质之说，其实讲这些话只是表明他们自己要提高素质。企业家的素质高低在于他有多少真实

世界的市场知识，而不是琴棋书画。政府需要真正生产的企业家，减少制假造假，重要的事情还是加紧发育和维护市场自由，减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成本。

　　如果真正的生产成本过高，就不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做企业家，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假的生产，选择制假造假。因为假的生产是不需要多少企业家知识的，当然也不需要为这种知识支付学习成本，没有企业家知识，而又不愿打工，对生活满怀过高期望的人，自然要做这种代价较低的选择。制假造假严重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政府为打击这类行为也耗费着社会资源，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发育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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