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生存调查：旧皮鞋变成假牛奶原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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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面子的协会会长

　　从制假到打假，在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1992年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成立，协会是一个以制鞋、制革行业为主，结合皮件、箱包、皮革机械、皮革化工、鞋机、鞋楦、鞋料、鞋饰、鞋样设计、专业市场等地区性行业中介组织。以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民营经济为主体，现有企业4500多家，从业人员42万。

　　温州行业协会的特殊之处，是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依附于某个行业主管部门下面的“二政府”，从会长到理事基本都是经过行业中所有成员通过正规选举渠道选出来的，是真正全心全意服务于本行业的业内领袖。他不仅要负责处理行业内各种矛盾纠纷，协调行业与政府、国外同行的关系，还可以根据企业的建议制订行规和部分行业标准。在温州，做行业协会的会长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这是温州民营经济做强做大之后，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需要直接催生的一个行业协会。这种需求是内在、本能和自发的，其本质是要形成一个“行业的代言人”，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协会订立的自律协议，保证大家都不制造假货。谁制造假货，损害了温州产品的声誉，大家联合起来抵制他。温州鞋佬们已经意识到，维护好温州品牌的形象，就是维护好温州制鞋行业的利益，行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１5”：去伪存真的成本核算

　　政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撰稿／高小勇

　　像年年的春运一样，年年的“3·１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大概都是我们还要反复经过的日子。

　　这些大抵都是中国发展的烦恼。春运，是市场主要通过火车在大规模配置民工这种生产要素，经年不息地在熨平着各地发展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差异的缩小，民工奔波将不再这样汹涌，呼吁加强铁路投资可能都是部门短见，中国的市场会像美国那样更多地依赖公路运输而不是铁路运输)；而年年的“3·１5”呢？年年对制假造假的打击，对消费者华而不实的仪式性保护呢？我以为这个节日的寿命会比春运长久，因为这类烦恼比春运来得更深刻、更复杂，也更顽固许多。

　　真假生产的选择

　　每年的“3·１5”，是政府为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节日。在这一天，将一些涉案者揭露示众，震慑制假造假者，举办一个“保护”仪式。不过仪式本身表明，有不少的人选择这种假的生产。如果人少，容易甄别，就直接稳准狠惩治就行了，年年搞这样的“节日”仪式成本就太高，各地政府出击，电视主持人表演愤怒和欣喜都是代价。只有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相对多，甄别费用大，采用“节日”来震慑才经济。

　　事情的道理跟“严打”相似。记得是前两年，西南财大的法学院院长跟我聊经济学，用他们那个行当的故事。说每年的“严打”是相对经济的。他说，中国人多，市场经济使人的流动性很大，仔细甄别犯罪的成本之高，我国财力根本支付不起，通过“严打”来震慑犯罪，是比较经济的。

　　制假造假需要年年固定个“节日”来震慑，是不可以将它看成为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怪癖，或有一部分人特别坏的。他们也是理性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在约束下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理性人。问题只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使他们通过制假造假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做出反市场伦理的选择呢？市场经济的伦理是互利的，单方获利单方受损的市场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损人利己的市场也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猜，制假造假可能是市场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稀缺所致，可能是市场成长的代价；假设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的真假，是有成本不

同的。对有能力把握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企业家来说，选择假的生产代价是很高的。而对于没有企业家知识的人而言，真的生产对他们而言成本就无穷大，而假的生产——制假造假的代价就小许多。如果没有能力又对生活期许过高，怎么办呢？制假造假往往成了这类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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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开道德伦理和感情，冷静去看，这类选择与中国选择制造业和印度选择软件业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为何干制造业，因为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不高的制造业能容纳更多人就业，中国制造业因此在世界上也获得了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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