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生存调查：旧皮鞋变成假牛奶原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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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的鞋子嘛，样子蛮好看，跳舞跳几场就坏了。”还有人说，“下雨天穿温州鞋走路，人在走，鞋底不走了”。对于这样的评价，当时的温州“鞋佬”有自己的解释，“20多元一双的鞋，一年穿坏四双才100元，和100元一双穿一年的差不多，你还多穿了三种式样呢。”

　　温州人说，假的当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应作别论。奥康总裁王振滔就说：我对伪劣商品的定义是，低质低价，高质高价，都不算伪劣商品。比如说，宾馆的拖鞋不要求质量太好，能穿个几天就好，价格超低，也不叫伪劣商品。只有把低质的卖成高质的价钱，以次充好，才是伪劣商品。我进的鞋全部是真皮，价格又便宜，怎么就认定我卖的鞋是劣质品呢？

　　时年22岁的王振滔，还是个年轻的皮鞋经销商，杭州这把大火，火势一直“蔓延”到了武汉，王振滔在当地商场价值20万的4000多双皮鞋随即被武汉工商部门查抄，然后以5元一双的价格就地拍卖，抢购的人群潮水般涌来，当地不得不出动众多人员维持秩序，规定每人限购一双。

　　这件事一直让王振滔耿耿于怀，心中的郁闷直到20xx年在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中才得以宣泄，这时距事件发生已过去了14年，当年的皮鞋商，已经“出落”成了“中国鞋王”，在中国权威的媒体上，有了他直抒胸臆的机会和权利。

　　武林门事件使刚刚出来闯世界的王振滔遭受重创，还直接导致了温州鞋业的“信誉崩盘”。所幸的是，武林门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温州制鞋业的根基。做皮鞋是温州人的传统手艺，“鞋佬”这个称呼，在温州不带贬抑。早在明朝成化年间，温州鞋被朝廷列为贡品。20世纪20年代，温州已经形成手工鞋革业的完整体系，出现了制革街、皮鞋街和皮件街。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它活跃的私营经济。那时的温州制鞋业，多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业态散，规模小，但企业众多，竞争激烈。资本积累的最初阶段，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企业主出牌是没有牌理可言的。时逢中国刚刚走出短缺经济时期，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相应的法制环境还有待完善，这就给制假造假者们留下了一块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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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鞋”事件如果不是发生在温州，换在另一个地方，这个行业很可能就此在当地销声匿迹。而温州有着出色的制鞋业基础，产业链完整，皮革、鞋帮、鞋跟、鞋扣等材料一应俱全，加上武林门事件后，制鞋原料价格骤跌，而且一般都可以批量赊货，这就为心有不甘但缺少资金的王振滔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创业机会。

　　今天温州制鞋业的“大佬”们，与这个行业都有很深的渊源。不能说他们除了制鞋别无所长，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依照温州商人做熟不做生的特性，继续制鞋不失为是一个实际的选择。

　　当时让温州鞋佬们深感困扰的是，继续制鞋，打什么牌子呢？温州品牌已经臭大街了，拿到全国各地，商店避之唯恐不及。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店铺还打出安民告示：本店不售温州鞋。但是没有自己的牌子，就只能为大企业做贴牌，永远隐身在别人背后，赚取产业链中少得可怜的那部分利润。王振滔看到，一直不打温州品牌，温州制鞋业不仅永远做不大，公司也永无出头之日。

　　1999年的第二把火

　　1999年12月15日，王振滔终于出口恶气。这一天，他把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20xx多双仿制奥康皮鞋运到杭州，在杭城近郊的一块空地上，将这堆冒牌货付之一炬。为了这一天，他等了12年。

　　自己的品牌开始被其他企业仿冒，这事儿实在让王振滔又是欢喜又是忧。温州的品牌终于在市场上创出了一片天地，却又发现自己陷入了造假制假的汪洋大海。王振滔为温州鞋业雪耻之日，也正是鞋业深陷假货困扰之时。对方躲在暗处施展《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武功绝学：以彼之道，还彼之身，让温州鞋佬们防不胜防。

　　王振滔说，公司现在专门成立了打假办，每年用于打假的资金超过100万。“我还要特别说一句，武林门广场那把火，温州人没有忘记。温州人在时时警醒自己。”

　　十多年来，

温州因造假失信于市场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直至今日仍在偿还。尽管今天温州制鞋业已走出国门，形成以康奈、奥康、红蜻蜓、东艺、吉尔达、多尔康等企业为龙头的中国最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制造行业，温州鞋佬的专卖店遍布几大洲，可是在国内高档商厦的顶级皮鞋品牌中，却难觅温州鞋的身影。温州品牌真正做到脱胎换骨，或许要花费一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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