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是谁毁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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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开始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3-.,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问：不过，辛亥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你怎么看？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覆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问：为什么会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的历史观念？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别？

问: 可是，辛亥革命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历史教科书说这证实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导致革命就半途而废。你怎么看？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历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

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确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消息公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争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态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团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舍弃众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问：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觉得革命的软弱性是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你同意吗？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卷入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并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坚银，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别轻易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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