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是谁毁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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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 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 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2-.,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问：那你同意「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应该载入史册」的说法吗？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问：那么，辛亥革命的收获是什么？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砲」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 》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 」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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