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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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他国或本国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实现城市价值所具有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

　　经营城市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目前，经营城市的目标正从单纯增加政府的财力延续扩展到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综合素质，理应成为经营城市的首选目标。

　　毫无疑问，入世加速了我国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究竟是什么，表现在哪里，人们还有不同的认识。就目前来看，有一点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全球化将最明显地表现为一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发展，这会促使城市化进程中全球资源及要素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这种要素的流动性给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城市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城市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增加，破坏了城市超稳定结构的适应性，使“静态型”的城市结构变得脆弱，城市的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流动的环境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资源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全球化浪潮正在淹没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打破旧的行政区划的格局，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动已成为各级地市领导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两个着眼点。

　　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判断中国城市化水平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有什么样的经历和特征？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城市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的。

　　中国城市化发展整体水平初级化中国的城市化大致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７８年以前，它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正常发展阶段。当时随着经济恢复与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相应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重。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剧烈波动阶段。由于人口增长对城市的压力日益增大，国务院在１９５８年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这是中国此后关于户籍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但为了“大跃进”的需要国家不得不从农村大量招工，结果使城镇人口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迅速提高４个百分点。“大跃进”的失败与自然灾害又将新招职工大量下放，１９６３年城镇人口比重下降到１６．８％。这一时期城镇人口比重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造成，但是“户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化中的“篱笆作用”已经显示出来。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的停滞阶段。经济调整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混乱，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这一阶段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体制使中国城乡正式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经过了上述三个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直到今天，仍然遗留着下面三个方面的阴影：一是城市化从整体上是受抑制和严格管制的，与快速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缓慢，拉大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二是城市发展依然受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级别的影响。各项投资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加快，小城市（城镇）的发展缓慢。三是在城市发展规划上，缺乏科学性和协调能力，行政性和主观性比较明显，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可以说，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现在只是城市的初级化。

　　中心城市现代化初见成效与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的初级化相对应的，是东南沿海部分中心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数量迅速增加。１９７８年全国城市为１９２个，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４６４个，20xx年达到６５９个，２２年增加城市４６７个，平均每年增加２１．２个。至20xx年底，全国共有建制市６６２个，其中直辖市４个，副省级市１５个，地级市２５０个，县级市３９３个。而据建设部的最新统计，至20xx年，中国共有城市６６４个。

　　小城镇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商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１９８３年，国家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放宽了建制镇的设立标准，这为小城镇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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