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信息公开
以及如何和公众共享这个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传染病防治法是1989年制定的。非典，也让这个法律在疫情报告上的缺陷暴露无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有：新的传染病的确认权力过于集中，远不能适应今天这个高度交往的社会形势；情报报告和公布确定及时、真实的原则，但缺乏一个严格的、科学的程序；还有就是1991年颁布的实施办法，强烈的部门立法的色彩，使得主管部门防治传染病的责任不明。
涉及公共卫生的信息，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健康、社会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这类公共信息的公布必须有法可依。除此之外的，安全生产、食品卫生、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都应该进入这个视野。于安建议，可以现行的统计法为基础，规范公共信息的获取、管理、公布和使用；也可以考虑在将来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中，将公开的信息分成政务信息和政府占有的公共信息，统一规范，建立公共信息法制体系。
在建立公共信息法制体系上，信息公布的主体、权限、程序和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法律责任，不追究渎职，这个法律就会落空；没有程序，就无法操作，无法制约；不规定权限，就不能做好中央和地方、部门和部门间的分工。
现实在回答立法这个新问题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
中国从横断面看，有那么多不同的区域、部门；从纵断面看，又有那么多的层次。每一个区域、部门或层次又都有自己的系统，不同系统里又有不同的层次。在这样一个超巨型的复杂系统内，发生信息扭曲的机会实在是太频繁了。漏掉的信息、迟到的信息和不准确的信息，这正是应付突发事态的机制中最薄弱的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长官意志化”的思维，天然地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未知的复杂，政府的理性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害责怪政府，但他们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从政府职能转变角度来看。最近若干年，政府职能开始逐渐从经济建设走向公共服务，比如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基础、建设政治文明等等。如果自此开始，政府能够实现进一步职能的转变，加强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让社会发展跟上经济发展，即使今后再有类似SARS的传染病发生，政府也可以应对自如。
www.5ijcw.com有学者建议，还要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确保多元信息过程的常规运作。因为突发事态本身带有基本的不确定性，很多迹象人们从未见过，至少大部分没有见过。像这次SARS，突发事态的不确定性、崭新性，以及它的急速性，它不会给人留下很多时间慢慢找出对付的办法。如果某地发生突发事态的信息很透明的话，其他地方就会很警觉、就可以更好地应对。所以，社会的信息系统应该是多元的。只有多元的信息过程，才能把信息扭曲的情形大大减少。
中央银行垂直领导的系统同样值得防治传染病流行监管机制参考。它应该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以避免受到地方官员的政绩、偏见的影响和牵制。
建立民间资信系统，与政府资信系统相竞争，逐渐在竞争中建立起政府资信的权威性，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条件。政府资信的强大和自信必须建立在民间资信强大的基础上。非典有可能给经济带来短期损失，但如果带来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深层次变革效应，则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热点
“政府占有的非典信息是否公布，公布多少，现在看来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健康。眼下要做的就是要建立这样的法律制度。”清华大学法学院于安教授告诉记者。
“非典有可能给经济带来短期损失，但如果带来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深层变革效应，则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毛寿龙教授说。
政府信息，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政府信息发布该有个规矩。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还未出台，就已成广为关注的热点。“疫情的发布，在防治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视。非典之所以从一个局部向全国扩散，应该说，与我们缺少一个科学、真实和快速的信息报告和公开制度有很大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组负责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周汉华说，SARS事件暴露出政府在应急系统的信息资源管理建设上重视不够。就政府机关普遍来说，可以说严重不足。比如，当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时，很多机关发现理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权力。向某些政府机关咨询同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不同工作人员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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