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村计划生育中的博弈看基层社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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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也在利用文件政策。对生二胎游戏规则的规定和解释中的缝子的利用，是村民和干部同时利用同一规则进行互利式合作的一个例子。办二胎准生证的理由之一是，符合"经县级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鉴定，报市（地）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条款。上级（或国家）的人口生育计划中有这方面的指标，各地都有。于是，村民可以此作为突破口来寻求生第二胎；而乡村等有关干部也可利用这一点从中牟利。如村民C2，花了近3000元办个二胎准生证。在这种合作中村民获得了生育第二胎的权利，干部们获得了被请客和得到现金等礼物的好处。

　　村民利用政策的另一个例子是，利用上级禁止"连四邻"、扒房子等规定，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一规定和计划生育一样具有对政府政绩一票否决的作用。有了这一政策，村民可以对抗地方政府破坏性和扰民性的行为。最明显的是，1998年以来，小分队不敢轻易地像以前一样到村民家里牵猪牵羊，抱电视机，弄粮食，扒房子等。实际上，博弈各方诉诸法律的案子很少。无讼（费孝通，1998）依然是乡土社会的突

出特点。①「甘琦说："我替上访告状的清朝百姓算过几笔帐？？结论竟是骇人听闻的两句话：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甘琦、吴思，20xx）今天大概也是依然如故。」

　　（二）关系

　　关系可以概括为看似合法实际上又非法，或看似非法实际上又合情合理的交往，是特殊主义的交往。干部和村民都在利用关系来参与这场博弈。"离开关系办事难！"这是人们常发的感慨。这里的"办事"包括上级要求下级（也可以指村民）的、下级请求上级的以及同级人之间互动的事情。上级对下级的要求如果只以正式渠道下文件讲精神，一般效果不好。他们需要以"哥俩好"的交情让主要依靠的下属卖力工作，否则，别说做好工作，位子也坐不牢。

　　利用关系在村民的计划生育博弈策略中同样占据要津。关系是保护伞，能遮风挡雨。送礼请客等行为是非法的，但从村民自身利益和时下社会环境来看，几乎成了被锁定的事实。

　　两个办事渠道——通过官方法定程序的正式渠道和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渠道——同时存在，我称之为"双线运作".基层社会中真正发挥了效力的往往是非正式渠道，正式渠道有时甚至退居到了仪式和形式的地位。双线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运作。

　　在日常生活中，村民需要请求上级时大多尽量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解决问题，不会轻易动用法律。更何况村民本身也多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因此更不愿去触动法律。"民告官"的上访是需要勇气的，上访成功与否都要付出很大代价。总之，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往往是最有效和经济的。用一位村民的话说"，当官的得有老百姓撑腰，老百姓也要有当官的保护""，撑腰"和"保护"的对象是同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这是一种社会资源交换。

　　（三）暴力

　　暴力即强制的力量、武力，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诸博弈方都采用的一种手段。使用暴力手段是小分队名声不好的原因之一；相应地，村民以暴制暴的反抗也时有发生。虽然实际上真正动手的不多，往往不过是一种策略。而且这种反抗多是村民个体或一家一户的行为，几乎没有集体暴力反抗。因为集体反抗需要组织者，而组织者要冒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与人口流动有关，陈村近1P3的人口经常在外打工，而且外出的多是年轻力壮的好事之人，留在村里的则多为老弱者，所以很难产生集体抗暴，只有各自采用不同方式对付计划生育执行人员。

　　（四）金钱

　　经济因素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非常重要。超生罚款就是用经济手段对村民加以制约。近乎残酷的罚款对村民形成巨大的压力，但村民们应对的策略也

——.

是以钱铺路。要想超生，即使是逃跑"打游击"了，家里人也要花些钱把有关人员稳稳台。尽管在计生之列的村民多是不富裕的，还是要小恩小惠地送些礼。

　　多送比少送好，少送也比不送好。至少让一些干部和有关人员觉得被重视了，否则就"依法办事".但上级的检查越来越严，干部们也只得把活动余地一再压缩，所以这种对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从近几年看，1994年以来几乎没有超生的，表明这种手段的效果下降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人的生育观，生育期的妇女数等，和以前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可是，我调查的人中都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多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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